1993年夏，克林顿宣布总统行政命令，对给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附加了七项人权条件，强求中国在一年之内予以改善。在最惠国待遇决定临近之际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来到北京，向中国展开“临门一脚”的“人权外交”攻势。

　　临行前，克里斯托弗向媒体吹风说，在会谈期间，他不会接受任何中国领导人的官方或私人宴请，也根本没兴趣参观长城故宫等名胜古迹，以此表明美国政府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严肃立场。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后，他冷若冰霜，把致词声明两国友谊那套外交繁文缛节也免了。

　　在与总理李鹏会谈时，克氏一上来就咄咄逼人，挑明中国必须在人权方面做出七项具体改善，才能延续最惠国贸易待遇。没想到李鹏出其不意地说：“你的老家洛杉矶市曾发生大暴乱，你们美国也有种族歧视和人权问题。罗德尼·金被警察殴打，就是人权问题。请你不要跑来跟我们谈什么人权问题。”把克里斯托弗噎得无言以对。“吹风会”是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结束后举行的，一位美国记者问吴建民：“现在距离宣布最惠国决定的日子不远了，中国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来满足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七项要求，以便保持最惠国待遇？”吴建民说：“你这话典型地反映了你们美国人的性格，急得很！你急什么？你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，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性格。为什么要和你们一样？这个时限是你们美国人定的，不是我们中国人定的。美国有美国的想法，中国有中国的想法，我们谁也不要强加于人。本人参加了去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的会晤。克林顿总统也说，我们美中双方谁也不要强加于人，这很好嘛！你们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，我们中国人走中国人的路。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5000年了！”

　　吴建民的话引起会场的一阵笑声。这时，一位西方记者突然发问：“克里斯托弗访华你们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，怕什么？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？”

　　这样的设问是出乎吴建民意料的，也没有现成的答复，但他突然联想到自己在西雅图的经历，遂说：“1993年11月，我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西雅图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谈。有一次我上电梯，恰巧有一位领导人也走过来，美国的保安一巴掌就把我推开了。我当时虽然心里不太高兴，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职责。对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尽全力护卫，各国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可以理解。”

　　话说到这儿，已经是对提问做出了完满回答，但吴建民没有在此戛然而止，“怕什么”的质问激发了他的潜能，应对之辞随即脱口而出：“中国政府有什么好害怕的？综观世界，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，其经济在以两位数增长时，政府却倒台了。”

　　简短几语，不仅答复了戒备森严并非出于“怕什么”，而且表明了中国无需“怕什么”的最过硬的理由--经济在发展。东欧剧变，苏联解体，中国为什么能屹立于沧海横流？这是吴建民长时间萦绕脑际的问题。一个挑衅的提问，突然提供了一个在外交场合表达的机会，但如果没有长时间潜在的思索，成形脱茧的口子也不会在此刻开启。

　　那天的吹风会后，一些境外的记者，甚至美国的记者，都来对吴建民说：“你的回答太精彩了，我等待这样的回答已经等了两年了。”【《吴建民传》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】王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