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3月8日上午爸爸到市文化局报到,有关领导通知他已经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,回曲艺团上班。他一天也没耽搁,第二天就到曲艺团上班。一位领导想得很周到,当场对爸爸宣布:“按勤杂工使用,每天早来晚走,来去事先报告,不许接电话,不许打电话,不许值夜班,不许和演员交谈,上台不许逗哏、不许压场演大轴,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……”爸爸一一记下照章执行。
这么多的“不许”并没有把爸爸的精神压垮:无论工作多么有成绩、群众赞扬声多高也不予以表扬,单位设超额奖,别人每月指标二三十场不等当然有机会超额。给爸爸规定每月六十场,每天两场,哪有超额的机会?
曲艺团赴北京演出反常地登出了爸爸的名字,别人都受到表扬,发给奖金和劳务费补贴,唯独对爸爸既不表扬更不发奖金和劳务费。1963年夏天全市人民都投入了防汛抗洪斗争中。文艺界组织慰问演出队,爸爸和几位演员沿大堤一个组、一个队地慰问。每天演七八场,晴天曝晒,下雨挨淋,晚上蚊子不仅叮咬而且还往鼻子、嘴里钻。这次演出一共六天,边走边演经常顾不上吃饭喝水,最后到达独流减河,夜里又演出了两场,才搭上运送防汛器材的货车回市。爸爸到家时天已蒙蒙亮了。他歇了会儿,马上赶到团里报到,才知道别的演员只在工地演出一天就坐大轿车回来了……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掐指算来爸爸忍了一辈子。
爸爸说:“忍不容易,忍这么多年更难。人生下来不是都会忍,先是没有办法只能忍,后来才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才自觉地、主动地忍。人不可能长期一帆风顺,忍也经常有反复。但是想有作为的人,对忍,不轻言放弃。我这些年得到锻炼,总结的时候总是不忘感激‘对手’(包括人和不利等因素)。”
爸爸曾诙谐地解释过自己的名字,他说:“马三立,站起来,打倒;再站起来,再打倒;再站起来,立稳啦。所以叫‘三立’。”【作者为马三立的三女儿。本文节选自她与张宝明合著的《我和爸爸马三立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】马景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