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3月8日上午爸爸到市文化局报到，有关领导通知他已经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，回曲艺团上班。他一天也没耽搁，第二天就到曲艺团上班。一位领导想得很周到，当场对爸爸宣布：“按勤杂工使用，每天早来晚走，来去事先报告，不许接电话，不许打电话，不许值夜班，不许和演员交谈，上台不许逗哏、不许压场演大轴，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……”爸爸一一记下照章执行。

　　这么多的“不许”并没有把爸爸的精神压垮：无论工作多么有成绩、群众赞扬声多高也不予以表扬，单位设超额奖，别人每月指标二三十场不等当然有机会超额。给爸爸规定每月六十场，每天两场，哪有超额的机会？

　　曲艺团赴北京演出反常地登出了爸爸的名字，别人都受到表扬，发给奖金和劳务费补贴，唯独对爸爸既不表扬更不发奖金和劳务费。1963年夏天全市人民都投入了防汛抗洪斗争中。文艺界组织慰问演出队，爸爸和几位演员沿大堤一个组、一个队地慰问。每天演七八场，晴天曝晒，下雨挨淋，晚上蚊子不仅叮咬而且还往鼻子、嘴里钻。这次演出一共六天，边走边演经常顾不上吃饭喝水，最后到达独流减河，夜里又演出了两场，才搭上运送防汛器材的货车回市。爸爸到家时天已蒙蒙亮了。他歇了会儿，马上赶到团里报到，才知道别的演员只在工地演出一天就坐大轿车回来了……

　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　　掐指算来爸爸忍了一辈子。

　　爸爸说：“忍不容易，忍这么多年更难。人生下来不是都会忍，先是没有办法只能忍，后来才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才自觉地、主动地忍。人不可能长期一帆风顺，忍也经常有反复。但是想有作为的人，对忍，不轻言放弃。我这些年得到锻炼，总结的时候总是不忘感激‘对手’(包括人和不利等因素)。”

　　爸爸曾诙谐地解释过自己的名字，他说：“马三立，站起来，打倒；再站起来，再打倒；再站起来，立稳啦。所以叫‘三立’。”【作者为马三立的三女儿。本文节选自她与张宝明合著的《我和爸爸马三立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】马景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