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明人都印《三余赘笔》、董谷《碧里杂存》等史籍记载，明太祖朱元璋在创建明王朝之后，每天黄昏派专人在道路上一边敲木铎(指木舌的铃。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)，一边高喊“和睦乡里，教训子孙，各安生理，毋作非为”等几句话，以提醒行人。五更时则派专人在谯楼(古时建筑在城门上用以望的楼)上一边吹着“长鸣曼声激昂”的古老乐器--“画角”，一边高唱“创业难，守成又难，难也难!”等九句歌曲，以告诫臣僚百姓。就后者而言，通称为“画角吹难”。
你看，朱元璋又是派人连敲木铎，又是“画角吹难”，那股认真劲，俨然佛寺里的晨钟暮鼓。其目的是什么？董谷说得好：“无非欲其谨始慎终，居安思危，而免颠沛之苦。”一言以蔽之：希望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，社会不要再动荡。
其实，“画角吹难”时高唱的那九句歌词，“著作权”并不属于朱元璋，据都印以及著《事物考》的王三聘考察：“相传为曹子建作。”来源可谓久矣。看来，在中国古代地主阶级政治家中--我说的是政治家，而不是一味骄奢淫逸、醉生梦死的糊涂虫--恐怕没有一个不懂得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的重要性。据南宋王明清《挥麈录》卷一记载，甚至就连北宋仁宗赵祯那样并不高明的皇帝，也懂得安定的政治局面，比起他的那根被某些侍臣视为奇宝的玉带更宝贵，说：宝带不可贵，“中国以人安为宝”。
人们常常称道唐初“贞观之治”那样的太平盛世。其实，不但这类盛世的重要表征是“人安”，也就是人民的生活比较安定；更重要的是，正是人民安定下来，有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，才能导致“国泰民安”，出现封建经济发展、政治比较清明的繁荣局面。不难想见，如果唐太宗李世民不注意调节地主阶级内部之间的关系，懂得在领导集团中“上下相亲”对治国的重要性；不注意吸取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，从而采取了一系列“轻徭薄赋”的措施，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缓和下来，让生产得以恢复发展，那么，安定的政治局面就不会出现，“国泰民安”的唐初盛世根本就无从谈起。
纵观历史，凡是安定的政治局面破坏之日，就是天下将乱或大乱之时。北宋中叶后，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日趋腐朽，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日益激化，安定的政治局面破坏殆尽，北宋王朝终于寿终正寝。如果说，宋仁宗这个皇帝虽然也够窝囊，但毕竟懂得“人安为宝”，那么，仁宗之后的几代君主，甚至包括南宋的某些皇帝、大臣，实际上是江河日下，视“人安为宝”为敝帚。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载，靖康年间，对外屈膝，“括金赂虏”，以至于皇帝下令“群臣服金带者，权以通犀带易之”。大臣们的金腰带也保不住了，这不能不是个莫大的历史讽刺。如果此时的君臣，还能想起宋仁宗不以玉带为宝，而以“人安为宝”的祖训，真不知作何感想!
国破家亡，百姓首当其冲。北宋的亡国，南宋在残山剩水间苟且偷安的结果，最苦的当然是人民。据南宋庄季裕《鸡肋编》载：当时的“山东、京西、淮南等路，荆榛千里，斗米至数十千，且不可得”，以致人吃人。“人肉之价，贱于犬豕，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。”更为惨绝人寰的是，将人肉制成腊肉，以作军粮，呼老瘦男子之肉为“饶把火”，年轻妇女之肉为“不羡羊”，小孩之肉为“和骨烂”；而通称之为“两脚羊”。庄季裕写到这里，曾义愤填膺地说：“杜少陵(按：即杜甫)谓‘丧乱死多门’，信矣，不意老眼亲见此时，呜呼痛哉!”我想，就是八百年后今天的我们，展卷读之，也不免掩卷长叹!
毫无疑问，不管是朱元璋的“画角吹难”，还是宋仁宗的“人安为宝”，其阶级本质，是十分明显的：维持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，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。虽然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本质来看，“长治久安”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即使是封建社会，在相对安定或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下，对人民群众来说，所受的欺凌、压榨，毕竟比每一个安定局面被破坏的王朝的末年要轻一些，至少还没有沦为“两脚羊”；透过从五代时就发出的“离乱人不及太平犬”的沉重叹息，我们可以充分看出，人民是多么向往长久的安定局面。
俱往矣，古人何足道哉!但是，重听朱元璋辈为了“人安为宝”、保持安定政治局面而敲的木铎声以及长鸣的号角声，回味“创业难，守成又难”的歌词，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，安定团结的重要性，还是不难从中得到有益的历史启示的。【《天津老年时报》10月1日】王春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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