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20年代，在莫斯科建立了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骨干的大学，这就是东方共产主义大学。大批的党内领导骨干，都来这所大学学习，如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罗亦农、刘伯承、叶剑英、傅书堂、杨尚昆、甘泗淇、周保中、伍修权、唐有章、陆定一、王明等。连蒋介石也亲来莫斯科观摩。

    1936年，我和东北抗联的一个大队长，抵达了莫斯科，进入东方大学学习。

    在东方大学听广播

　　布哈林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他对马列主义有相当的修养，列宁很器重他，曾经称他为“我们党内的理论家”。他曾写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知识的通俗读物，后来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传播。他还曾提出过，要想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，必须让一部分人，在农村先富起来等等。

　　列宁谢世过早，党内斗争激烈，斯大林把布哈林当作异己，视为政敌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
　　我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，国际上(即共产国际)来人通知，说明天叫我们组织听广播，公审布哈林。听后，组织讨论，会议记录国际上派人来取。组织上叫我负责组织听广播，开会讨论，作记录，做翻译等等。

　　公审开始后，从一般程序逐渐转到实质性问题上来。对公诉人提出的布氏如何进行反党、反列宁、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问题，布哈林一一予以承认，对于他与国外反动势力勾结，提供有关苏联国家机密的情报，甚至准备刺杀列宁等罪状，他也全部予以承认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，他答复问题神态自如，若无其事。

　　公审宣告结束了，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沉寂。

　　讨论会开始了，当时与会的人，无不认为无产阶级法庭的权威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最后大家提出处理意见，与会同志一致认为，对布哈林应该处以极刑，我也表示赞成。大家对此议举手通过。

    布哈林遗孀不辱夫命

　　关于布哈林的逸事，这里还有一段插曲。早在1930年代初，布氏已有预感，他在劫难逃。一次他突然跪倒在他夫人面前说：“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，否则我就长跪不起。”

　　夫人满口应允，并请他起来。

　　他说：“党内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，看起来，我已难以幸免，我现在口述一遍我的申诉，你不能笔记，只能背诵下来。等有一天党内出现了真正的民主，你才能向中央申诉，为我申冤。”

　　他的夫人背下来诉词之后，布氏才放了心。过了不久，布氏去参加苏共的一次会议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　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，布哈林的遗孀认为时机已到，才向中央提出申诉。

　　布氏平反以后，他的遗孀还写了一本有关布氏生平的书《布哈林》。《布哈林》一书发行后，社会上掀起一股对布氏在公审法庭上的表态的评价热潮。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是，布氏在法庭上根本不应该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。也有一些饱经世故，比较资深的人士则认为：“布氏当时的处境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一死，别无他求。什么罪状他都可以承认，但求速死是他唯一的解脱。”也有人认为，在公审的法庭上，根本不是布氏本人，而是替身。【《中国老年报》9月21日】苏飞文